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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爱情 _红旗社推出《〈群书治要〉导读》这到底是一本什么宝藏之书

"红旗社推出《〈群书治要〉导读》这到底是一本什么宝藏之书

《群书治要》为唐代名臣魏徵等人编撰。唐太宗李世民喜此书而手不释卷。该书为后来“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文化的涵养、历史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为了使《群书治要》一书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为更多人所认识,红旗出版社隆重推出《〈群书治要〉导读》一书。本书由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邹建平教授担任主编,同时由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开展相关编撰工作。一是对收入《群书治要》中的六十余种典籍做了提要,其中多有内容、版本以及魏徵选取标准和用意的说明;二是对一些生僻字加以注音;三是对部分重点语句加以解读,基本上在今译之后,阐明其告诫借鉴意义,且多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古为今用。

该书不仅是党政干部的施政宝典,也是各类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能给普通大众在修身、齐家、交友、处世及工作、学习等方面带来有益的启示。

唐太宗李世民案头常翻之书

红旗社推出《〈群书治要〉导读》这到底是一本什么宝藏之书

《〈群书治要〉导读》

作者:邹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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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不仅是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政治宝典,也是各种机构管理者的管理全书。

——朱相远(全国人大原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群书治要》囊括了先秦至南北朝重要典籍的精华,助推了初唐的贞观之治,还为后世保存了一些散佚的古代文献,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治国理念、伦理道德乃至文化的发展轨迹,其功至伟。

——沈锡麟(古典文献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原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原副总经理)

《群书治要》,一部汇聚古代经史和诸子百家精华的文化宝藏。若能涉猎其中,当能满载而归。

——鲍鹏山(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群书治要〉导读》前言

《群书治要》一书是魏徵等奉旨从时存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先人著作中选辑而成。其特色为“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务乎政术,存乎劝戒”、内容广博的文集。其中录有经十二部、史六部、诸子四十七部的精华,计五十多万字,涉及儒、道、墨、法、兵、杂、史等学术流派。实为文明之瑰宝,修身之金鉴,治国之要典。“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魏徵《〈群书治要〉序》),实乃确论。

唐太宗得此书后,“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他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刊印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作为治国理政、个人修身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显而易见,贞观盛世的形成,《群书治要》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此书在唐末五代天下动乱时亡佚,故《宋史》不载。所幸日本遣唐使将此书带回,被其政界奉为治国圭臬。但亦因当时刊发数量有限,加之流传又多历坎坷,至十七世纪初被德川家康发现时已佚三卷。在重印过程中,因德川家康突亡而未流传,仅为其后裔两家藩主所得。至日本天明元年(1781),得书的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依“金泽文库”手抄本,历时六年印成,使此书重见天日。我们今天所见,即是此本归国后的重印本。

《群书治要》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主线,以“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为目的编辑而成。

何以修身?修身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

何以治人?治人即治国。

首先,要在亲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唐太宗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以“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刈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 《资治通鉴》 ) 警醒群臣,同时他自警:“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具体政策上,“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 《资治通鉴》 )开创了初唐“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

第二,选贤任能。《群书治要》所选,不论是何流派,多有选贤任能、利国利民的论述。由此可见,能否选贤任能,是关乎国运的一大关键。如何选贤任能?其要有五:一是“辟四门,明四目,达四听”(《尚书·舜典》),广选博采德才兼备的人担任要职。其标准是能做到礼、义、廉、耻,修、齐、治、平。二是一秉大公,不因亲而重用,不因疏而贬斥。用与不用的标准是“六正”“六邪”(刘向《说苑》)。所以,唐太宗不仅能重用房玄龄、杜如晦、李靖这一班自己集团的人才,也能使用原非自己集团的李勣(农民义军)、裴寂(隋朝官员)、岑文本(其他武装集团)、史那都尔(少数民族)、马周(平民)等人才。尤其是魏徵、薛万彻等人,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他们曾极力劝说并策划杀掉李世民,后来都得到了唐太宗推心置腹的重用。三是远奸佞。有关奸佞害国的理论和事例,《群书治要》中多处可见,唐太宗以此为鉴,贬斥了溜须拍马的蒲州刺史赵元楷和殿中监宇文士及(事见《资治通鉴》)。他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立至。”(《贞观政要》)四是赏罚分明。凌烟阁表彰的二十四位功臣,除秦琼因为态度暧昧、未积极参与“玄武门之变”而排名在后,受了委屈外,其他各人,包括曾是他的仇人魏徵等在内,基本上位当其功;至于惩罚,也确实做到了罚不避宗亲,惩办了犯法的弟弟李元昌并赐死,杀了女婿杜荷、外甥赵节。由于唐太宗对臣下基本能做到赏罚分明,致使群臣大多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五是用贤不疑。“亲仁而不固,殆也”(《管子·法法》)。太宗一朝,来源各异的文臣武将都有,但他信之有加,用之不疑,故屡遇危难,皆能得臣下死力而化险为夷。

第三,纳谏纠错。《群书治要》中多处论及君主纳谏纠错之事。晏婴拒齐景公夜游,无盐谏齐宣王远佞理政,等等。唐太宗从中汲取了“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的有益经验,认识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哉?”君主处于权力最高峰,为各种人、各种欲望、各种事情和矛盾所包围,互相牵制甚至争斗。必须集众人之力,匡正纠错,消除隐患,调和冲突,缓和矛盾,天下才能大治。因此,他仅接受魏徵一个人的进谏就达二百多次。唐太宗善于求谏、纳谏,使群臣敢讲真话,形成了“共相匡辅 ”的局面。这当是“贞观之治” 留给其后当政者的宝贵经验。

第四,修身正己。《群书治要》所收各种流派的典籍,大多倡导正己修身,反对淫靡奢侈。唐太宗从中汲取了治国理政多种营养,洁身自奉、反腐倡廉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他平时不仅以前贤的有关教导约束自己的言行,还在有享乐苗头的时候,接受了魏徵的劝谏,改正错误。并谆谆叮嘱臣下:“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据《贞观政要》记载,他在要求臣下清廉时,引用了《群书治要》中的许多理论和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告诫群臣记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对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帝王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群书治要》中还保存了一些散佚的古籍经典,我们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传统、文化发展的轨迹。这是该书的另一个突出贡献。

以上所论,可以看出《群书治要》在贞观君臣治国理政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该书及相关书籍中的经典名句以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真意所在。

显而易见,《群书治要》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治国理政和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宝典,它也是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等众多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是普罗大众实用的国学学习用书。为了能够将《群书治要》的精华发扬光大,我们推出《〈群书治要〉导读》一书。版本以1786年日本天明本为底本,参照《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通行版本,以及兄弟出版社所出的《群书治要》诸多读本,择善而从。根据“新颖、简洁、实用”的原则,《〈群书治要〉导读》内容增补导读、生僻字注音、重点句解读、《易经》中的八卦符号及个别缺字漏字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阅读经典并能够学以致用提供些许帮助。古典文献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原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原副总经理沈锡麟编审认真审读了书稿,改正了诸多谬误,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本书增色良多。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因本书内容浩繁,编者水平有限,错讹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社编辑部

二0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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